行业概述
定义与分类
地摊经济的定义存在狭义与广义两种统计口径。狭义层面,指在城市街道、广场、市场等公共场所设立的临时性商业摊位,以固定摊位为核心形态,具有低门槛、灵活性高的特点,又称为“流动摊贩经济”或“街头小贩经济”,主要出售各类商品和服务。广义层面则涵盖非正规经济范畴,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具有社会生态位适配性、个体价值实现路径多样性及经济系统韧性补充功能,填补“低价高频刚需”与“个性化体验”之间的断层,涵盖现制小吃、原创手作、早餐车等多种灵活形态。
分类采用“经营形态+消费场景”双维度体系。在经营形态维度,可分为固定摊位、流动摊贩、夜市集市及主题市集(原创力文档,2025)。消费场景维度则体现为多样化的场景适配,如基于时段性聚集特征的“潮汐摊位”、依托汽车空间的“后备箱市集”,以及满足夜间消费需求的夜市、聚焦特定主题的文创市集等。从经营品类看,传统地摊以食品饮料(占比38%,其中小吃类超60%)、日用品(25%)、服饰类(18%)为主,而新型地摊则涌现出文创产品等品类,年增速达25%,成为增长最快的品类(原创力文档,2025)。
传统与新型地摊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形态与消费场景的创新上:传统地摊多以固定摊位或流动摊贩为主要形态,商品品类集中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品、日用品;新型地摊则以主题市集、文创市集等为代表,结合潮汐摊位、后备箱市集等新兴消费场景,更注重个性化体验与场景化消费,且在商品调整策略与市场响应速度上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可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发展历程
中国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以“政策松绑-技术赋能-消费升级”为主线,历经多阶段演进,2024-2025年进入“规范化与活力平衡”的新阶段。
政策松绑驱动萌芽与初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代末),随着个体经济政策松绑,地摊经济以小规模、低成本、灵活经营的特点迅速普及,主要销售农产品、日用品,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中期,消费需求升级推动地摊经济向多元化拓展,文化、创意元素融入,特色手工艺品、民俗用品等成为销售主体,标志着从基础零售向差异化消费的转型。
技术赋能与政策规范并行(21世纪初至2020年)
21世纪初,互联网普及与电子商务兴起为地摊经济注入技术动能,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逐步形成,创业者通过线上引流、线下交易拓展发展空间。政策层面,2010-2020年进入“规范期”,地方政府治理从“驱赶”转向“疏导”,成都、杭州等城市试点划定经营区域并推行“柔性执法”,制度红利逐步释放。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首次明确鼓励地摊经济,2018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有条件城市发展,政策松绑持续深化。
疫情催化下的爆发增长(2020-2023年)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地摊经济因低门槛、高灵活性成为“稳就业”关键抓手,各地密集出台支持政策。当年6-8月全国短时间内创造超10万个就业岗位,市场规模达2万亿元,同比增长33.3%[4][7]。2021年国务院文件进一步鼓励“地摊经济”“夜市”等新型消费模式,夜间经济与特色市集成为消费升级重要载体[4]。2023年市场规模达5000亿元,同比增长35%,直接带动就业超200万人,间接带动超1000万人,但仍存在市场分散、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规范化与活力平衡新阶段(2024-2025年)
2024年地摊经济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政策支持更趋细化,行业进入“规范化与活力平衡”发展阶段。此阶段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监管规范化,“摊亮码”等数字化监管工具推广,实现经营信息透明化与合规管理;二是市场活力提升,品牌化趋势显现,打破以往“缺乏大型连锁品牌”的格局,高附加值、特色化产品占比提升。技术赋能持续深化,移动支付与数字化管理工具普及提升经营效率,消费升级则推动地摊经济从“基础供给”向“品质体验”转型,形成规范化监管与市场活力的动态平衡。
行业发展现状
市场规模与增长
中国地摊经济市场规模的统计数据存在显著差异,核心原因在于统计范围的不同。狭义统计口径通常仅涵盖经规范登记或固定区域的地摊摊位,而广义统计则可能包含流动摊贩、临时交易等非正规经济活动,二者在统计边界和覆盖对象上存在明显区别。
核心数据与备注说明
• 2024年市场规模:
按狭义统计口径(仅含固定摊位),市场规模为1.2万亿元人民币(智研咨询);若采用广义统计口径(包含非正规经济范畴),规模可达37.54万亿元人民币。
• 2025年预测规模:
基于狭义口径,预计2025年末市场规模将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2%。
消费需求对地摊经济的支撑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5.1%,这一增长为地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消费需求基础。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大众对平价、便捷消费的需求持续释放,地摊经济凭借低成本、多样化的商品与服务组合,有效满足了消费升级过程中的差异化需求。以餐饮类地摊为例,2023年通过外卖平台的地摊餐饮订单量达12.8亿单,同比增长32.5%,客单价从2020年的28元提升至35元,直观反映出消费需求对地摊经济规模扩张的直接拉动作用。
2025-2030年增长趋势预测
综合行业发展动态与消费市场特征,预计2025-2030年中国地摊经济市场规模将保持年均8%-12%的复合增长率。这一预测基于以下支撑因素:一是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各地对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引导与支持力度加大;二是消费需求韧性较强,平价消费市场空间广阔;三是地摊经济模式创新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如外卖平台合作、直播带货)及细分品类拓展(如预制菜快闪摊、银发经济相关产品摊位)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若按此增速,到2030年,狭义口径下的地摊经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万亿元以上,广义口径下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区域分布特征
中国地摊经济的区域分布呈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通过“经济密度-政策支持-消费习惯”三维框架进行系统性解析。从经济密度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人口集聚与经济活力成为地摊经济核心区域,其中华东地区占比32%,华南地区25%,华北地区18%,三者合计占比超75%,形成明显的“东部集聚效应”。城市层级差异进一步凸显经济密度影响:一线城市依托庞大人口基数与消费能力,市场规模显著领先,如北京一地即承载数十万个体经营者就业;新一线城市则以15%的年均增速成为增长主力,成都、西安等地凭借人口红利与夜间经济活力,规模占比已达38%。
政策支持层面,东部地区以规范化管理为核心特征,形成“政策引导-精细治理”模式。例如,杭州推出“移动惠民车”实现流动摊位标准化运营,上海试点夜市免费摊位降低经营门槛,重庆开放万平步行街场地拓展经营空间,成都实施“潮汐摊位”动态调整摊位布局,西安推行“社区共治”模式平衡市容与民生需求。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地摊经济的合规性,还通过“以点管摊”等创新机制优化管理效率,如浙江武义县采用该模式后,投诉率下降26.5%,并带动1000余人就业。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更注重释放下沉市场潜力,政策聚焦“就业增收-特色培育”。贵州黔东南州依托“村超”“村BA”流量红利,新增地摊就业岗位1500余个,帮助5000余人就近就业;四川剑阁县“帮帮摊”项目覆盖185家摊位,实现经营者人均月增收3000元;南宁则通过培育宠物地摊等特色业态,挖掘细分消费需求。
业态结构分析
当前中国地摊经济业态已形成“传统刚需+新兴体验”的多元化矩阵。传统刚需品类以餐饮、日用品、服装为核心,其中餐饮类占比显著领先,根据行业数据,其占比超33%,部分统计口径下更高达45%,食品饮料类细分占比约38%,且小吃类占食品类超60%。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即时性消费需求的驱动:美食类摊位提供烤串、煎饼果子、臭豆腐等即食性商品,契合消费者对便捷、快速餐饮的需求,尤其在夜间消费场景中(占比65%)及节假日(销售额达平日2-3倍)表现突出。此外,部分传统餐饮品牌通过“高品质平价化”策略实现升级,如郑州永和铂爵国际酒店推出38元小龙虾、48元酱猪蹄等产品,依托中央厨房标准化生产与O2O2O模式(线下体验+线上复购)提升竞争力。
新兴体验类业态中,文创类增长尤为显著,年增速达25%,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个性化消费需求与文旅融合趋势。一方面,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的偏好推动了文创手作体验摊、国潮美学饰品摊等业态发展,例如非遗缠花制作、流体熊DIY、故宫文创风书签、敦煌元素丝巾等项目,通过设置体验区或文化讲解卡片增强互动性。另一方面,文旅融合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如南京老门东市集、南艺后街文创市集汇聚非遗传承人、独立艺术家,将剪纸、金陵面塑等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意结合,游客可参与手工制作、观赏街头艺术表演,甚至延伸至外秦淮河游船等场景,形成“文化+消费”的复合体验。
尽管业态多元化发展,同质化竞争风险仍需警惕。小吃类摊位重复率较高,烤串、麻辣烫等传统品类在各地地摊中频繁出现,部分区域同类小吃重复率超40%,可能导致消费者审美疲劳与市场竞争加剧[1]。此外,服装类地摊中女装占比达55%,男装20%,品类结构单一问题亦较为突出,需通过差异化定位与创新运营模式缓解竞争压力。
政策环境分析
国家政策框架
中国地摊经济的国家政策框架呈现出从传统“管控”向“疏堵结合”的系统性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政策逻辑对经济活力与社会治理平衡的动态调整。政策演进可追溯至2018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首次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支持地摊经济发展,而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关键转折点,地摊经济被定位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各地政策支持力度显著加大。同年6月,中央文明办明确不再将“马路市场”纳入文明城市考核,从制度层面为地摊经济松绑,标志着政策导向从限制管控转向包容规范。此后,政策持续优化,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地摊经济列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补充,形成“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系统性支持体系。
“放管服”改革是降低地摊经济准入门槛的核心机制,通过简化审批、弹性供给与政策激励三方面协同发力。在简化审批方面,政策明确要求优化注册流程,部分城市允许住宅地址注册营业执照,并通过颁发临时营业执照保障从业者权益,大幅降低了经营主体的制度性成本。弹性摊位供给方面,全国新增地摊经营区域面积超5000万平方米,住建部推动城中村改造释放公共空间,为超百万商户提供了稳定经营场所,实现了空间资源的灵活配置。政策激励工具包括税收减免(全国地摊商户平均税负降低30%,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金融扶持(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30万元,财政贴息50%,2025年相关贷款规模增长超30%)及租金补贴,多维度降低了经营成本。
地方创新实践
各地在地摊经济治理中探索形成“空间疏导型”“数字赋能型”“文化融合型”三类创新模式,通过差异化路径实现规范与活力的平衡。
空间疏导型:潮汐摊区的分时分区治理
以“潮汐式”空间管理为核心,通过划定时段、区域实现动态疏导。山东省任城区规范设置15处潮汐摊区,涵盖临时摊点群、便民疏导点、夜市等类型,根据区位特征差异化配置经营范围与时段:如越河南便民潮汐摊区聚焦早间蔬菜零售(06:00-12:00),核桃园夜市则主打夜间小吃餐饮(17:00-23:00),苏宁夜市经营时段延长至凌晨1:00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需求。浙江省武义县针对工业园区推出“潮汐摊位”,采用“摊主自治+国企主管+执法兜底”机制,辐射16条街500余家企业,解决近2万员工就餐问题,周边市容投诉率下降50%。微山县在社区广场、背街小巷规划4处潮汐摊区,提供460余个摊位,群众投诉率下降54.13%,行政处罚率下降62.5%。此类模式适用于人口密度波动大的区域:工业园区通过错峰设置解决员工用餐刚需,居民区依托“早市+晚市”满足便民消费,文旅商圈则通过夜市延长消费时段,实现“还路于民”与“便民利商”的动态平衡。
数字赋能型: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监管
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全流程监管与服务升级。汕头市在万象城、小公园开埠区试点AI智能监控广播系统,采用双云台智能球机全天候巡查,自动识别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并闭环处置,运行一个月后高峰期违规行为下降约80%。安徽省肥东县开发“摊亮码”数字监管平台,整合摊主健康证、食品安全承诺书、信用积分等信息,消费者可扫码查询与投诉,487个摊位纳入管理后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96%。康巴什区依托“多多评·码上生活”平台开发“摊位管理码”,实现商贩扫码经营、执法动态监管、市民实时监督,累计增设便民摊位500余个。该模式适用于主城区核心商圈、交通枢纽等监管压力大的区域,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执法成本、提升响应效率,同时保障经营透明度与消费安全。
文化融合型:在地文化与消费场景的融合
通过地摊经济与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绑定,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内江市规划吾悦广场后备箱市集、完善石羊大道骑行道设施,推动夜间经济与城市休闲功能融合。大理市以“醉美·夜大理”系列活动为载体,在广场、公园设置夜间特色市集,明确“定时间、定地点、定业态”管理原则,培育兼具白族文化特色与现代消费体验的夜市品牌。武夷山市结合春节传统,设置春联、农副产品、花卉苗木等主题临时摊区,在保障年货供应的同时传承民俗文化。此类模式适用于文旅景区、历史文化街区及商业综合体,通过文化IP赋能提升摊位吸引力与消费黏性,形成“地摊经济—文化展示—旅游消费”的良性循环。
可复制经验总结
各地实践中形成多项普适性机制:一是“协作治理”机制,如武义县组建16个摊主自治小组开展自我监督,引入第三方公司实行“四定”管理(定区域、定时间、定业态、定责任),推动流动摊投诉率下降26.5%;二是“规范准入”制度,杭州钱塘区推行“移动惠民车”统一外观编号、摊主着装及证照公示,试点半年后无证摊贩投诉下降72.2%;三是“民生导向”支持,四川剑阁县推出“三免摊位”(免摊位费、管理费、税收),对接东部工厂提供“零押金”供货与货物补贴,带动300余人就业,人均月增收超3000元。这些经验为不同资源禀赋城市提供了差异化参考路径。
政策效果数据显示,试点城市摊位营收平均增长40%,灵活就业满意度达82%,较传统就业高15个百分点(中国商业联合会,2025;人社部调研,2024)。
技术创新与应用
数字化管理工具
数字化管理工具通过技术渗透重构地摊经济的运营与监管模式,其效率提升路径主要体现在交易流程优化、供应链动态调整及营销渠道拓展三个维度。在交易环节,移动支付的普及显著缩短交易时间,2024年地摊交易中移动支付渗透率已超95%,其中支付宝占比58%,微信支付占比42%,形成“无现金交易”主导格局。杭州等地探索的“地摊+直播”模式进一步将支付行为与会员体系结合,通过扫码支付积累用户数据,复购率提升65%,实现交易效率与客户粘性的双重提升。
绿色与可持续技术
在中国“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地摊经济的绿色转型已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必要性源于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政策层面,政府通过节能减排补贴、税收优惠及招标规范等多重手段推动环保转型,例如环保可降解材料技术要求已被写入70%的相关招标文件,形成明确的政策约束与激励机制。市场层面,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偏好显著提升,超过60%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地摊产品支付溢价,形成倒逼摊主采用环保措施的市场动力。
从运营成本角度看,环保摊位较传统摊位展现出长期成本优势。数据显示,参与节能减排政策的地摊主平均能耗下降20%,运营成本降低约10%;成都新能源摊车试点案例中,成本进一步降低20%,碳排放减少40%,验证了绿色技术对成本控制与环境效益的双重优化。此外,新型便携式太阳能板、智能温控设备等技术的应用,带动整体节能减排效率提升15%,进一步强化了环保摊位的成本竞争力。
“地摊碳中和”路径可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优化实现,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环保材料替代,环保材料在摊位制作中的应用逐步推广,其市场渗透率于2024年突破30%,年均增长15%,主要涉及可降解餐具、再生布料摊位布等,预计可降解包装使用率将从当前的20%提升至50%;二是新能源设备普及,以新能源车后备箱摊位为代表的新兴业态载体快速发展,新能源摊车普及率已达35%,续航能力达150公里并支持冷藏功能,配合便携式太阳能板等设备,有效降低碳排放;三是共享绿色服务,如共享冷库服务已覆盖20个城市,将生鲜损耗率降至5%,结合智能温控设备等技术应用,形成全链条低碳运营模式。上述技术路径的协同应用,推动地摊经济向低碳化、可持续化转型,为实现“地摊碳中和”目标提供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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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研】水电五局五兴物业、华西集团 、睿美水族、重庆开州调研、广安爱众、郫都区安靖镇、是钢实业、有色科技、上东国际、华阳串根香、阳光时代幼儿园;
【专项报告】东游硒荡、中晶环能、雅丽兴科技、野马汽车、张飞啤酒、成都电视台、鸿湖州际养老产业、顶火房车、锦思文化、塔山茶叶、文汉物流、新加披伊顿幼儿园、新疆金远惠、瑞吉和丰商贸、巴蜀物流、都江堰伊斯兰文化博物馆、贵州雅立包装、川信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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